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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成因理论的现实思考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5日 作者: 系统管理员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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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赉县人民法院  陆首才

       当代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家约瑟夫 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首次提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些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 但是 80 年代, 金融创新才真正成为金融领域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并形成高潮。 金融创新理论的兴起与迅猛发展, 给整个金融体制、金融宏观调节及世界经济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金融创新成因理论
        金融创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竞争能力、提高金融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等。 着眼于对金融创新目的的分析, 形成了金融创新成因分析理论。
        (一)“ 规避型”和“ 压抑诱导型”创新理论
金融创新与金融管制是一对矛盾, 金融管制是金融监管当局为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而颁布的法规和采取的各种措施, 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过度竞争。 从理论上讲, 金融管制是金融创新的障碍, 但从金融创新的历史实践看, 金融管制又是金融创新的诱发因素, 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凯思(E. J. Kane)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 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Circumventive Innovation Theory)。”他认为, 金融创新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为获取利润而回避政府的各种金融管制行为引起的。 这里“ 规避”指回避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 各种形式的经济立法和规章制度, 是保持经济均衡和稳定的基本措施, 代表着公众普遍的根本利益。 然而, 许多形式的政府管制实质上等于隐含的税收 , 阻碍了金融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盈利能力。 金融机构必以创新产品作为受阻碍产品的“ 替代品”来规避和绕过管制。 而且, 管制与“ 替代品”创新相互作用, 这种互动作用的过程, 使被管理者的适应能力增强,金融创新的效率提高。希尔伯(W. L. Silber)的“ 压抑诱导型创新理论(Con-straint- indueed Innovation Theory)”则认为, 金融业回避或摆脱内部和外部的金融压制是金融创新的根本原因。 微观金融组织进行的金融创新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减轻来自内部、尤其外部的压抑而采取的“ 自卫”行为。 外部压抑产生于政府管制, 它使金融机构经营效率降低、机会成本加大。 内部压抑来自于企业自定的规章制度 , 比如资产负债管理制度等。两种压抑限制了金融企业的盈利能力。为寻求利润最大化的机会, 金融机构就会努力创新和探索新的产品、服务和管理方法等, 以弥补压抑带来的损失。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金融管制较为严格时期的金融创新行为, 这两种理论有相当的解释力。 比如美国 1933 年《银行法》中给存款机构定期存款设置利率上限且禁止对活期存款付息的 Q 字条款、规定商业银行与证券业分业经营的《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要求存款机构缴纳准备金的《存款准备金制度》、1963- 1974 年间实行的旨在限制美国投资者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购买外国证券的《利息平衡税法规(IET)》、80年代后期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 资本充足比”要求、多年来许多国家实施的外汇管制措施, 以及国家旨在控制通货膨胀的货币紧缩政策等。 这些措施限制了金融活力, 也引起了金融机构旨在躲避和突破管制所进行的工具创新行为, 导致了诸如 NOW 账户、货币市场存单 、欧洲美元债券、表外性金融业务和工具等许多金融创新产品的成功开发。
        (二)制度创新理论
        如同新金融工具和服务开发称作创新一样, 有人把金融管理制度本身的变革视为金融创新。 诺思(North)和戴维耶斯(S. Davies)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就持有此种观点。 他们认为金融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变革, 因此, 金融体系的任何因制度改革的变动都可视为金融创新。 政府部门并非只是设置金融关卡, 与民间金融机构一样,政府部门和金融管理当局也有制度创新一类的金融创新行为。 政府部门主动进行的这种制度创新的目的, 不是限制或压抑金融活动, 而是稳定和发展金融, 或是提高金融效率和资金配置效率。 例如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存款保险制度的诞生、80 年代国际性的放松金融管制的政策、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及欧元的创立等。 金融制度的创新属于宏观层次, 它是金融业务、金融市场等微观行为的结果, 因为微观层次的创新使原有的金融制度显得过时, 成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金融制度创新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 金融制度的创新又为金融业务、金融市场的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制度创新所引发的金融自由化为金融业务、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创新提供了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和舞台。
        (三)交易成本创新理论
         希克斯(J. R. Hicks)和涅汉斯(J. Niehans)提出的“ 交易成本创新理论(Transaction Cost Innovation Theory)”则从降低金融成本方面揭示了金融创新目的。 该理论认为, 金融创新是对科学技术进步导致的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 , 不同的需求产生对不同类型金融产品的要求, 交易成本高低使经济个体对需求预期发生变化, 交易成本降低的发展趋势使货币向更高级形式演变和发展, 产生新的交换媒介 、新的金融工具。 因此 , 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 这包括两层含义:其一 , 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 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了金融业务和工具是否有实际意义;其二, 科技进步具有不断促进交易成本降低的趋势, 并反映在金融创新或者说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的诞生上。 金融制度的创新和组织结构的调整有利于节约金融交易中发生的“ 无形的交易成本”, 而金融交易技术的改善会直接达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效果。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图形中看出, 交易成本使得投融资者的福利水平都下降。20世纪 70 年代初,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严重动摇, 两次石油危机, 通货膨胀加剧, 以及经济衰退等, 人们开始面临汇率和利率不确定变动的风险。 银行收益不确定性和风险急剧上升, 给银行经营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国际银行业纷纷寻求新的工具和手段来降低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 在外汇、证券等金融市场出现的巨大风险面前, 人们呼唤保值避险工具的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着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公开呼吁开设外汇期货业务, 将商品期货的成功经验引入金融领域。 1972年 5月,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NE)的一个分部国际货币市场开设 7 种外币的期货合约交易。 1973 年 4月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成立, 并对以前在场外进行的、不标准的期权交易标准化、场内化, 拉开了金融期权大发展的序幕。 1975年 10 月芝加哥期交所推出首张利率期货合约。1982年 2月勘萨斯城交易所(KCBT)开设股指期货。 还有诸如浮息票据、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利率互换、货币互换、远期利率协议以及资产证券化等新型金融工具和交易形式, 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创新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 20 多年来, 美国和世界各地期货、期权、期权组合等金融衍生产品及保值技术的开发, 迎合了人们包括避险保值在内的多方面的需要。
        二、我国金融创新的成因分析
        回顾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的过程, 我们会发现, 与西方国家金融创新主要是自下而上来自民间金融机构不同的是, 我国的金融改革与创新多是自上而下的, 是在政府的计划“ 设计”和“ 推动”下进行的, 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 外生性” 。 可以说我国金融改革的历程就是金融创新的发展史,每一步的改革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90年代中期以前, 在政府推动下, 以恢复、重构和发展金融为主要目的, 我国建构了一个以计划性金融体制为特征的金融监管体系、组织体系、市场体系和业务体系的基本框架。1979年至 1983 年, 我国恢复和成立了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1984年, 单一的中央银行体制改变为独立的中央银行体制, 形成管理与运作相分离的二级银行体系。1986年, 第一家以股份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银行 ———交通银行重新开业。 1987 年, 第一家由企业集团发起建立的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成立。 此后 , 第一家由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出资的区域性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也开始营业, 其余十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进入我国金融体系。1990 年, 我国先后成立了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 1994 年, 证监会、保监会监管机构建立, 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逐步确立, 在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中, 建立了近百家证券经营机构、多家保险机构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1994 年又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 实现了商业金融与政策的分离。 90 年代中期以来又是在政府推动下, 以完善、规范金融为主要目的, 中央银行形成了大区行的机构建设架构, 1995 年, 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民生银行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的新成员;1997年底, 有 74 家城市商业银行开始营业;1999 年, 又先后成立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在这一时期, 建立了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十多家股份制银行为主体的存款货币银行体系, 城市信用社改组为城市商业银行;建立了以同业拆借、商业票据和短期政府债券为主的货币市场;建立了银行与企业间外汇零售市场 、银行与银行间外汇批发市场、中央银行与外汇指定银行间公开操作市场相结合的外汇统一市场;建立了以承销商为中介, 以股票、债券为主要品种的证券一级市场, 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场内交易为核心, 以各地券商营业部为网络, 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国债柜台交易的证券二级市场;建立并规范形成了上海、郑州、大连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 以及分布于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期货经纪公司网络体系。 外汇管理体制不断改革, 实现了汇率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放宽了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市场进入条件, 一些外资金融机构陆续进入中国市场;直接金融管制向间接金融调控转变, 调控方式由计划性 、行政性手段为主向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转变。 在这些体制改革的同时,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也在政府推动下不断发生着变化,从 1980 年的“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到1985 年的“ 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 , 再到1994 年的“ 总量控制、比例管理、分类指导、市场融通” , 以及到 1998 年的“计划指导, 自求平衡, 比例管理, 间接调控”的不断改革, 商业银行全面实行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三、我国金融创新的现实思考
       通过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 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大多是金融机构为了谋取生存空间, 增强竞争力, 扩大市场份额, 争取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 而我国自上而下的金融创新却是与国际状况背离的, 这是由内外体制不完善共同造成的。 从金融机构外部看, 我国金融体系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 使其能够依靠垄断经营赚取丰厚利润又无倒闭的风险, 因此缺乏利益上的驱动, 责任感不强, 缺乏金融创新的外部压力。 从内部看, 国有金融机构由于历史原因, 产权不明晰, 没有完全独立, 约束奖惩机制不健全, 经营好坏一个样, 缺乏利益的刺激, 也不利于金融创新。 垄断没有竞争, 产权不清没有利益驱动都使得金融机构没有创新的动力,创新也就没有生命力, 只能停留在表层的低层次的创新。 因此笔者认为, 我国的金融创新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同时进行。 本文主要着眼于宏观层面的金融创新。
       (一)产权制度创新
        金融机构产权不明晰, 激励机制、考核机制等不健全, 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银行, 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内在的动力 , 已经导致了我国几乎所有的主要金融创新业务的开展都是经由金融管理高层下令或批准才得以实施, 政府部门不恰当地成为金融创新的主导力量。 同时, 产权制度的不明晰给我国金融机构也带来了巨大的经营风险, 贪污腐败、私挪公款、关系贷款、管理不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给金融机构造成了巨额损失。因此产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当前最主要的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政府由直接所有者退居出资者的地位, 把国有金融机构改造成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金融企业, 实现银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 赋予国有金融企业独立经营权, 依法经营各项业务。 通过理顺产权关系, 使国有金融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 面向国内外市场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真正建立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机制。 只有这样金融机构才会主动参与行业竞争, 积极降低交易成本, 设法绕开金融监管, 有意识地去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 从而开发出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
        (二)经营体制创新
        今天, 世界金融业逐步走向混业经营, 根据客户需要量身定做的个性化金融产品, 往往都涉及银行、保险和投资等方面, 这需要金融机构能够同时拥有这三方面的资源和动作能力, 否则, 金融产品的创新只能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 难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而我国仍然采取的是银行、证券和保险分业经营, 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架马车分业监管的分离的金融制度。 中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 但从近年来的金融运行状况来看, 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实际上把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制在一个更狭窄的范围内, 其业务风险实际上更加集中和扩大, 而且不利于金融创新的发展。 2001年的“爱立信熊猫倒戈”事件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例证。 促使爱立信熊猫“ 倒戈”的直接原因是利益, 而导火线是中资银行难以提供其需要的金融服务产品———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 开办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国际惯例应由保险公司与银行共同分担此项业务的权利和风险, 但目前我国金融业是分业经营, 国内保险公司无法对银行实断的应收账款提供债权保险, 而且国内保险公司目前也还没有开展这项业务的经验。 致使爱立信熊猫名正言顺地将业务转向了承诺能够提供该项金融产品的外资银行。 我国已经加入了 WTO,金融业的垄断壁垒即将被打破, 我国金融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消除分业经营的界限, 推行混业经营制度, 提高金融的竞争能力, 研发出更多的符合客户需求的金融创新产品。
       (三)组织体系创新
        目前我国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计划金融体制, 实行的是大一统的计划控制。 中央政府对各类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管制, 并控制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 这种体制看似有利于监控风险, 实际上缺陷很多。 市场主体较少, 缺乏市场竞争, 缺乏市场健康运行和发展创新的微观基础, 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必须大力支持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 完善发展证券和基金公司;积极鼓励金融企业间相互兼并, 实施资产重组, 盘活存量, 实现低成本扩张;稳步推进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准许民间进入, 规范和发展民间信用。
       (四)金融监管创新
       规避风险的金融创新理论告诉我们, 金融创新是与金融风险相伴相随的, 为了降低各类金融风险, 金融机构不断寻求新的工具和手段, 从而形成金融创新。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使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 充分享受当代国际分工的比较利益。 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 依照承诺, 我们的金融市场也会在不久后全面放开, 长期处于高度政策壁垒下的中国银行业, 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将面临着外资银行的全面冲击, 风险环境会不断发生变化。 外资金融机构已经具有了大量的新的金融产品, 他们会想出各种办法逃开金融监管, 把这些成熟的金融产品用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 而我们的金融监管对有些产品还是空白。 同时, 竞争的加剧会导致金融机构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总是倾向于创新更多的“ 金融产品” , 以求得更多的利润。 根据“ 规避型”和“ 压抑诱导型”创新理论, 我们知道, 在此过程中, 受获利冲动的驱使, 金融机构会通过创新的金融工具或经营方式逃避监管, 寻求新的盈利机会, 扩大生存空间。 然而, 每个金融经济主体基于自身“ 理性”所做的最佳选择并不总能导致宏观收益的最大化;相反的, 这种“ 个人理性”行为规则在无约束的条件下还可能导致单纯市场调节的失败和金融体系的灾难性危机, 而且,从事金融创新的微观主体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 可能出现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行为。 因此, 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求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内容和结构的金融监管政策, 即金融监管随之创新。 在金融监管和创新的动态博弈过程中, 如果没有监管的规范和限制, 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所驱使的金融创新将给金融业带来无限风险, 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 在引导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同时, 必须正确认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 , 使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 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速金融监管创新, 明确金融监管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消极地防范金融风险, 而在于通过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有效地维护金融运行秩序和有序地推进金融发展, 以支持实体经济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 监管目标应从通过行政管制来抑制金融风险转向通过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发展来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监管要紧跟金融创新的步伐, 及时调整监管范围和方法;同时也要注意监管要适度, 要给金融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不要回到金融管制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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