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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犯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发布时间:2018年01月08日 作者: 系统管理员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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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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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摘要:电信诈骗的延伸之广,危害之大,已经成为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又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新问题。因犯罪事实的难以认定,使得电信诈骗犯罪入罪认定标准多元化迫在眉睫,电信诈骗共同犯罪的认定愈发复杂,主从犯的认定不能拘泥于从事实行行为的就是主犯,从事帮助行为的人就是从犯的简单思维,要根据案情,综合认定。
? ? ? ?关键词: 电信诈骗?? 入罪标准? 共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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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正文
? ? ?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等的迅速普及,逐渐衍生出了一种新型的信息类诈骗犯罪。它借助于固定电话、手机、互联网等通讯工具和网络技术的信息传播功能,通过向不特定的人群发布虚假信息,以此骗取公私财物的犯罪行为统称为电信诈骗犯罪。电信诈骗与传统的诈骗方式相比,多为团伙作案,其犯罪涉及面更广,涉案金额更加巨大。犯罪分子通过电话和互联网等技术实施的非接触式的远程诈骗,可以不再受空间条件的限制,其犯罪手段更加科技化、隐蔽性更强。电信诈骗行为的实施针对的不是特定的对象,而是对一定群体,通过短信群发、电话随机拨打等方式来散布诈骗信息,在广泛的群体中等待不特定的人上当受骗。这种犯罪行为使得受害人的范围更加广泛,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
? ? ?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又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新问题,比如,电信诈骗逐渐向精准诈骗发展;大量职业的、专业的取款人出现,为不同诈骗团伙提供专业取款服务;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到电子证据的收集、固定及认定,被害人人数及诈骗数额等关键性事实的认定变得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201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6年12月2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下面本文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一些的困难和问题,结合上述《解释》及《意见》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讨论:  
? ? ? ? 一、电信诈骗犯罪入罪认定标准多元化迫在眉睫
? ? ? ? 诈骗金额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重要标准。而传统诈骗案件一般由犯罪分子对被害人直接实施诈骗,可以相互指认,在嫌疑人与诈骗事实之间建立联系。但网络电信诈骗案件,双方并未见面,作案手段相似,被害人众多,被害人无法陈述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犯罪嫌疑人也无法供述被害人的情况。传统的印证规则,无法建立不同犯罪团伙与被害人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具体犯罪事实难以认定。尤其实践中,对于查扣、冻结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赃款,在无法找到全部被害人,犯罪数额与被害人难以一一对应的情况下,诈骗金额难以认定。  
? ? ? ?尽管诈骗数额是确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重要标准,但不应是唯一标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利用改号软件、植入木马病毒、“伪基站”设备等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一旦诈骗得手又层层转账取款并销毁各类数据,因此有些案件中很难查清全部犯罪数额,也导致实际上认定的犯罪数额远远低于犯罪分子诈骗数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6年12月2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数额标准。上述规定实际上确立了数额+情节的入罪标准。关于发送短信、拨打电话的计算。为了便于实践操作,《意见》规定,反复拨打、接听同一电话号码,以及反复向同一被害人发送诈骗信息的,拨打、接听电话次数、发送信息条数累计计算。这样规定有其实质合理性。行为人通过对同一被害人多次反复行骗才最终导致被害人受骗,因此每一次通话或者短信对犯罪进程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且不具有可替代性或者重复性。同时,认定发送短信、拨打短话等的数量时,也要求证据确实、充分,一般情况下需要查明通话记录及相关电子数据等。如林某等诈骗案,林某、胡某和杨某(另案处理)经事先共谋,由杨某提供伪基站并事先编辑好诈骗短信,指使被告人林某、胡某在福州市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闽侯县上街镇等地使用伪基站,屏蔽干扰以该伪基站为中心一定范围内的通讯运营商信号,搜取屏蔽范围内用户手机卡信息,冒充“95533、10086、95588”等相关客服号码向手机用户发送虚假短信30801条,企图骗取手机用户的信任,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填写相关银行账户信息,以达到骗取手机用户钱款的目的。归案后,林某等人均受到刑事处罚。本案中,林某、胡某通过伪基站,向不特定多数人发送冒充银行或移动运营商客服电话的虚假短信三万余条,诱骗手机用户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填写相关银行账户信息以达到骗取手机用户钱款的目的。虽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被告人的犯罪目的未能最终得逞,但其犯罪行为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公民个人若未及时察觉,其财产便会处于一种极不安全的状况。当诈骗电话、短信数等都难以收集和统计时,《意见》根据实践中的具体情况,规定了“可以根据经查证属实的日拨打人次数、日发送信息条数,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的时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等相关证据,综合予以认定”。但如果上述事实仍无法查清,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可以适用《解释》第5条规定,以诈骗罪未遂论处。“手段恶劣”“危害严重”,可以根据作案手段、诈骗对象、被害人身份、犯罪后果、诈骗团伙持续时间、是否境外等因素,结合具体案件情况,综合判断。比如,冒充公检法人员实施诈骗,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利,而且严重影响到社会诚信和人民群众安全感,可以认定为手段恶劣;造成部分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诈骗老年人购买保健品等严重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的,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等特定款物的均可以认定为危害严重。同时,在区分“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与“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时,要注意与相对应的诈骗数额、发送短信和拨打电话数等情节在社会危害性方面基本相当,要与相应的法定刑幅度相匹配,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 ? ? ?二、关于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的认定  
? ? ? ?电信诈骗犯罪多为团伙作案或集团作案。根据刑法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对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因此,电信诈骗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对集团所犯的全部诈骗犯罪承担刑责是无异议的。但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在电信诈骗集团中,除了首要分子外,具体实施短信群发、电话拨打以及网络操作等行为的人该如何承担刑事责任
? ? ? ?实践中不好认定主观明知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刚刚加入诈骗团伙,拨打电话等实施直接诈骗行为时间不长的人;一类是实施外围行为的人,主要是实施帮助行为的人。这些被告人往往辩解自己主观上并不知道是诈骗。对于第一类,要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验、工作环境以及与其他人的关系等综合判断。如果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系受蒙蔽、诱骗而并不知道所从事的行为系诈骗的话,可以不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对于第二类,《意见》第4条第(3)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列举的8种情形之一的,以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论处,其中包括了提供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手机卡等的“卡商”、非法获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菜商”以及帮助转移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车商”等分处诈骗流水线不同位置、从事不同分工的被告人。同时,对于如何理解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意见》也明确了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 ? ? 关于主从犯的认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多属于团伙作案,甚至有些属于组织结构严密的犯罪集团,因此认定主从犯时不能拘泥于从事实行行为的人就是主犯、从事帮助行为的人就是从犯的简单思维。要结合行为人在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与组织者指挥者的关系、参与时间及程度、分赃情况等因素综合认定。
这里重点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 ? ? ?第一、关于接线员。接线员属于具体实施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等行为,直接与被害人联系并诱导被害人受骗的人。在电信诈骗分工越来越细致的情况下,有些犯罪团伙中将接线员区分为一、二、三线接线员。因为接线员人数众多,在认定地位作用时,要区分各自不同的工作以及所从事的工作在整个诈骗行为中的深入程度、作用等情况,区别对待。虽然在诈骗团伙设立时有一、二、三线接线员之分,但针对特定被害人而言,有可能存在一线接线员就诈骗成功的例子,也有可能一、二线接线员拨打电话和发送短信数量大远远超过三线接线员,行为也更加积极、主动,因此不能仅凭被告人从事一、二线接线员工作就认为其行为不是诈骗的关键环节。此外,分赃情况也仅仅是一个参考,在很多诈骗团伙中,除组织、指挥者和关键的技术人员外,其他人员的分赃情况基本相同。如吉某等14人诈骗案,吉某等人先后出境前往印度尼西亚,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一别墅内,分别作为一线、二线、三线人员,冒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身份,通过电信技术手段,采用向中国居民拨打电话的方法,向被害人虚构个人信息泄露、涉嫌犯罪、资产需要保全等事实,诈骗48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462万余元。在电信诈骗案件中,诈骗金额、被害人人数、诈骗次数、诈骗手段、情节、危害后果等因素都会影响被告人的量刑。其中,吉某、李某共同负责对别墅内人员的诈骗活动进行管理,且作为三线话务员直接骗取被害人钱款,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属于主犯。
? ? ? ? 第二、关于帮助取款人的罪名认定对帮助取款人的罪名认定历来是个难点,尤其是在先抓获或者只抓获取款的下家,而诈骗犯罪上家未到案的情况下,对帮助取款人应该如何认定,争议很大。实践中对帮助取款人的罪名适用较为混乱,有的判决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有的则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5条规定,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分子通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以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的共犯论处。因此,区分诈骗罪的共犯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关键在于认定帮助取款人与诈骗团伙之间是否事前有通谋。如陈某等三人诈骗案被告人陈某、陈某1从陈某华、张某鑫(均另案处理)处拿来数十张银行卡,相互配合,共同保管、使用涉案银行卡,在福建福州、厦门、泉州等地将27名被害人因受骗汇入的钱款取出,收取相应提成后,汇入诈骗人员提供的账户,涉案金额人民币637721元。2015年3月2日至7日期间,被告人陈某2伙同陈某华、张某鑫,明知是被害人因受骗汇入的钱款,仍驾驶车辆前往江西等地多次取款,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108888元。三名被告人所实施的提取并转移被骗款项的行为,是诈骗集团成功控制诈骗款的最后一个环节,三人在整个电信诈骗的共同犯罪中仅有分工不同,并无主次之分。近年来,随着网络电信诈骗日益猖獗,此类犯罪行为形成的产业链也呈现出专业化、跨区域性、集团化之趋势,涵盖了购买设备、拨打电话、群发短信、假冒身份虚构事实、骗取钱款、转账取款等行为过程。为了逃避侦查,电信诈骗犯罪中的取款、转移赃款等行为往往由犯罪行为实施地以外的多个地方的专门取款人完成。本案中的三名被告人,虽未参与前一阶段对被害人的具体诈骗行为,但其明知所取款项是诈骗犯罪所得,而与前阶段诈骗犯罪人员相互配合,辗转各地为诈骗犯罪团伙转取款,其行为是整个骗局得逞、诈骗分子获得钱款的重要环节,应以诈骗犯罪共犯定罪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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